了一口。他对目前的农村问题虽然不甚了解,但是却也知道田赋和永息征收困难的情况。自从1925年中国开始实行民主宪政,各级政务官员和议员都要靠票箱子吃饭,由此开始是否能完成田赋永息的征收指标。再也不是那些基层乡镇长的乌纱帽能不能戴下去的标准了――因为他们都是农村选民投票选出来,就算是一分钱田赋都征不到,上级政府也没有权力撸掉他们的官儿。可要是在催逼田赋永息太严得罪了选民,那这辈子的政zhì前途就算到头了。
所以从1925年至今。各地的田赋还有永息就再也没有征足过,而且就算能征上来一点,也仅够维持乡镇一级政权和乡村小学的运营,县省两级的财政全靠营业税、印花税、个人所得税、房产税等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小税种维持,除了几个大都会,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日子全都过得有点紧巴巴。至于现下的联邦税主要是统税(增值税)、关税、资源税、利息税、企业所得税、消费税(烟、酒和奢侈品)等几个同工商业挂钩的大税支持,所以手头还不算太紧。
不过田赋永息征收日益困难,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基层政务官中普遍存zài的“欺上媚下”现象。当然了在田赋难以足额征收的“媚下”行为中得益最大的,还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,同时当选的乡镇政务官,也大多出身地富阶级。因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,大中华联邦的民主制度在让普通农民得到些许利益的同时,并没有真正触动农村地富阶级的利益,而在这种新的政zhì博弈关系中受损的,其实是政府自身的财政……如果不是中国在1920年前后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,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,使得财政的重点可以从田赋转向工商税收的话,想要实行现在的这种民主制度肯定会把自己的财政给搞崩溃的!
“总理,我看这个莫沙夫模式是可以试着搞一下的,可以在北疆和远东两处先搞试点。”周e来这时郑重地看着常瑞青,他曾经多年领导西北和远东地区的工作,对那里的农村情况非常了解。“北疆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三四十亩左右,典型的地广人稀,而且贫富差距很小,居民也来自五湖四海,没有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,同以色列国的情况非常相似。至于远东的情况也差不多,只是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要小一些,只有十一二亩上下,不过也远远超过内地,而且这两年远东和族大量移居城市,他们的土地或转租或抛荒,如果能够提前允许转让,应该会很快让远东民国农民的人均耕地占有面积进一步增加,从而达到组建莫沙夫农场的标准。”
“可以在北疆和远东推广莫沙夫模式,可以先试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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