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行政人员的总支出上来统计,实际武汉要比洛阳支出还要大。以“不良人”为例,京中“不良人”除了自身俸禄之外,养亲随、伴当、马夫、车夫,都是要自己掏钱的。
但是在武汉,“不良人”就彻头彻尾成了相当规范的“便衣警察”,吃什么饭当什么心。同样都是“警察”,“不良人”是不能捞过界到“交通局”的。衙门和衙门之间由上方统筹,办公一应开销,在武汉是有大量的“票证”存在,于是就有了“报销”的概念。
一般的“不良总帅”,还真不愿意养什么亲随、伴当,因为这钱能不能搂到手,是不敢打包票的。
江汉观察使府时不时搞一波“整风”,烈度不大,但效果还是有的,尤其是武汉之外还有个朝廷在,内部竞争没有到酷烈的程度,但也巴不得竞争对手赶紧滚蛋。
府内公共开支规模极大,每年除了个别工程需要用到“徭役”,大部分时候,还是用米面粮油等实物或者现金来雇佣人工。
纯粹的发动民夫不是没有,包干区、生产队等等组织单位,依旧是和资源、利益息息相关。
比如修堤,整饬过后的某一段干渠,可能就会转交给某个包干区的生产队。沿江新田都算得上良田,组一个农庄出来,约定五年或者十年为单位,再加上府内统筹收购,那就不会亏。
在这个过程中,同样会诞生新的小农阶层,只是他们因为脱离了庞大的宗族,自然抗风险能力就差了许多。往往新生的小农只有两三年,就会把手中的土地出脱给江汉观察使府。
说到底,武汉比较特殊,小农的粮食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。而武汉又有大量的市民阶层,出卖服务远比出卖粮食要来钱多来钱快。
倒不是说小农没有远见,而是武汉没有给小农太多慢悠悠发展的空间。
仅仅是单身汉自吃自用肯定是没关系的,但只要单身汉想要结束单身生涯,想要讨个老婆,这就出现了价值冲突。
在武汉,娶妻终究是要掏钱的,在大量工薪阶层的子女已经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,如果自己的子女无法接受教育,或者无法接受比较先进的教育,婚姻的价值取向就会出现偏差。
这还仅仅是一个不算基本的变量,至于江夏或者汉阳有一套还算不错的宅院,那大概就是乡下大地主的一点点念想。
更让武汉本地小农感觉痛苦的是,武汉对周围州县的农民,更加友好,往往一次团购,可能就是百十万斤粮食。而这样的团购,可能只是府内引导,商人为了拍马屁,随手之举罢了。
对江夏和汉阳来说,长江在侧,近一点远一点的粮食,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。
多重作用下的武汉现状,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行政成本,但同样的,相较洛阳极其低下的效率,武汉行政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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